手机配件市场沉浮录

日期:2020-07-27 06:10:06 作者:guest 浏览: 查看评论 加入收藏

廖辉怎么也没有想到,他的前半生能一直和手机配件打交道。

十二年前,他还在深圳一家不知名的小电子厂做杂工,上班时间没有任何规律,日夜颠倒对于廖辉来说是再平常不过的一件事。

但正是一次契机,改变了他的从业路径。“有次春节回家几个老乡一起聊天,他们说现在做手机生意特别火,我一问比我现在挣的可多了。”

那时手机的老大哥诺基亚如日中天,紧随其后的是摩托罗拉、索爱、天语等品牌,苹果、小米、OV还没有出现在公众视野之内。

正是一次偶然间的对话,让廖辉对手机产业产生了足够的兴趣,他决定随老乡一同来北京打拼。

初来乍到,廖辉便犯了难,他不知道该从手机的哪个品类开始做起,到底是跟着老乡一起做买卖手机的生意还是做手机周边的生意。

“后来我用了几天时间转变了北京所有市场,包括公主坟、中关村、木樨园,最后选择做配件生意。”廖辉对《Wise财经》说,之所以选择配件来做,一部分是因为它的成本相对较低,不用像手机一样需要用大笔资金来压货。

廖辉没有选择留在深圳,他和老乡同样觉得,深圳本身已经在电子产品批发之列中形成了规模,而北京在当时在手机行业中仅初具规模。

从广州韶山的老家出来时,身上只带了10万元,这是他两年的工资和从家中借来的一些积蓄。“当时这些钱不算少了,我一直告诉自己出来干只能成功。”

“捞金者”的天下

对于刚刚处于萌芽阶段的北京手机市场,想来捞金的“北漂”者并非廖辉一人。“我是06年来的北京,那时候手机市场很多水货和假货,比现在要乱得多。”陈丹对我们回忆起当年的境况。

他与廖辉在北京城内相隔南北,陈丹没有选择在方仕通科技广场,而是选择在中关村鼎好电子城租下一间店铺,这也是当时北京电子市场颇具影响力的地区之一。

相较于木樨园或中关村,我们或许已经忘记了西直门电讯街的存在。

90年代初,北京市电话局西直门营业部开始对外销售传呼机(BP机),随着这一通讯产品的迅速普及,许多经营传呼业务的公司在西直门南小街设立经营网点。从此时起,西直门电话局周边开始聚集大量从事通讯生意的商户。

随着2000年前后手机进入中国开始,这里的商户又被重新洗牌,原有的寻呼机销售点不在,取而代之的则是手机。彼时,这里卖的手机基本是以水货诺基亚为主,外加一些简单的配件产品。

纵观这些配件,当时的产品只有飞毛腿电池、山寨万能充、数据线,相较于现在品类较为单一,品牌化的配件也少之又少。

早在1998年,沈军便是西直门手机一条街中的一员。“那太早了,21年过得真快,那时候我刚23岁。”虽然沈军现在已经四十多岁,但提起当年的场景依旧历历在目。

沈军对我们讲,那时的手机配件大多都是深圳或东莞地区的电子厂做出来的,而主要的卖点也只有电池、万能充和数据线,电池的售价基本在三五十,万能充则相对便宜,一般在10-20元之间。

“其实有好的有次的,但有的人想贪便宜那你就卖他次的呗。”对于一些在价格上斤斤计较的顾客,沈军对待的办法一般只有这一个。他对我们说,做生意本身就是一分钱一分货,就像三十块钱的电池和五六十电池相比就有一定区别。

最初,电池行业的老大哥只有飞毛腿一家,但在假货盛行的年代,仿品问题一直未能得到有效解决。此时,市场上充斥着大量仿制品,包括诺基亚电池、摩托罗拉电池、索爱电池等在内的大牌手机厂商。

“飞毛腿的占比是最多的,其它是一些杂牌子。”沈军告诉我们,在2002-2005年这段时间内,诺基亚手机的市场占有率逐年上升,因此带来的周边配件效益是最高的。

通常,一块高仿原装诺基亚电池可以被卖到80元左右,而进货成本却仅有三分之一,另外的杂牌电池成本则更加便宜。“那时手机都是可拆卸电池,不像现在都是内置的,每天都有手机店的老板来采购,一箱如果按50块电池计算,一天大概能走掉四五十箱子是没问题的。”沈军说。

在苹果还没有出现的年代,人们出门基本都是两块备用电池+万能充电宝的标配形式。陈丹告诉我们,他在2006年入行做手机配件开始,直到2010年苹果发布iPhone 4,他这4年间几乎卖了上万块电池和万能充电宝。

正是在这几年,手机配件市场一跃而起,由于该产业产品小而美、复购周期短、利润空间大、投资门槛低等特点,大量从事手机销售的人员开始开辟第二块“掘金地”。

孙宇最早同样在方仕通经营手机生意,正是得益于苹果的iPhone系列,让他捞得了手机配件的第一桶金。

“应该是09、10年那会儿苹果刚出手机,我认识做配件的同行们就说未来苹果配件肯定是个趋势。”经过孙宇的再三考虑,他觉得这些同行的眼光应该不会错,因为他们是最先能嗅到商机的人。

就这样,孙宇在方仕通又租下了一间店铺经营手机配件。也正是从此时,手机配件的种类开始发生变化,可拆卸电池和万能充电宝逐渐退市,取而代之的是新型可移动式电池——充电宝。这对于不能拆卸电池的智能手机来说无疑是雪中送炭的神器。

得益于苹果助攻

2010年iPhone 4发布前夕,该机各式各样的手机贴膜、手机壳被纷纷运向北京各大手机集中地,一夜间它们的身价暴涨。

“那时候贴张iPhone 4的膜最便宜也要30,基本都在50元左右,一天挣个万八千不成问题。”廖辉回忆,那一年iPhone 4被视为身份象征,手里拿着一部当时最新潮的苹果手机说明你不会差钱,对于50块钱的贴膜或者50块钱的手机壳根本不会在意。

更有甚者直接在苹果零售店外支起了摊,开始现场贴膜,但在这里一张贴膜的身价又再次飙升至80-100元。“里边买机外边贴膜,当时这是标配,你想象不到那个时候贴膜都要排队。”陈丹也是他们其中的一员。

在当时,手机贴膜的确需要手艺。在iPhone 4盛行的年代,贴膜的主要材质还是以PET为首的软质塑料膜,这非常考验贴膜师傅们的技艺,如何贴出没有灰尘没有气泡的膜成为大家每天练习的目标。

对于贴膜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功能机时代,但那时人们对于贴膜还未有很大需求,一方面是功能机的屏幕较小不利于贴膜,另一方面当时触摸屏设备也很少,不需要在屏幕上进行滑动,因此减小了屏幕受伤几率。

“最早的膜是很薄的PVC膜很不好贴,后来才有PET膜,但最初是很大的一张,你需要按不同手机屏幕尺寸进行裁剪。”沈东告诉我们,他很早就学会了贴膜,但那时基本用不到,直到触摸式的智能机出现才派上用场。

一块小小的贴膜虽然成本很低,但却盘活了众多附加产业,譬如保护膜行业、模切行业、印刷行业、包装行业、物流行业。

而能够盘活这些产业的则是贴膜带来的商业化进程,越来越多不为人知的小工厂开始向品牌化高端化所迈进。以至于现在的贴膜种类总能让人眼花缭乱,高透、磨砂、防窥、镜面、防爆、彩贴等名词不断映入眼帘,同时也印在了各种贴膜品牌的包装盒上。

廖辉告诉我们,从2010年开始就开始有一些正规化贴膜厂商的货源不断进入市场,普通贴膜的售价瞬间跌落谷底。“那种不带包装的不值钱了,很多人开始进了那些品牌的贴膜。”

最先进入市场的是摩米士和亿色,它们的售价分别为30-50元不等,同时利润可观但不及不带包装的单片裸膜。“当时来讲是这样的,但后来摩米士提高了利润,这样裸膜反而没市场了。”

孙宇告诉我们,现在裸膜的利润非常之小,一片也只在1元左右,甚至几毛钱,整个市场的商家更加倾向于卖带有包装的品牌贴膜。

“裸膜基本是走量了,量大利润还好,这种品牌的卖得比裸膜好,高透卖得做多,其次是防偷窥的膜。”孙宇说。

在手机日益普及的当下,不仅是智能手机行业在发生的革命性的颠覆,手机配件行业亦是如此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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